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百富勤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称该集团在印尼的借贷和投资将近6亿美元,由于印尼盾的持续下跌,这些投资和贷款发生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定息债券（这些债券以有关国家货币计值,到期由发行公司以美元购回,百富勤负责推销其他机构投资者）损失惊人,账面损失高达10亿美元,约合77?5亿港元,加上其他部门的亏损,总损失达100多亿港元,出现严重的支付困难。但百富勤两位创办人梁伯韬和杜辉廉不气馁,积极寻找新的投资人和新项目,挽救百富勤,并在1997年11月16日宣布与瑞士苏黎世集团达成入股协议。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1月前后,金融风暴蔓延到香港和台湾,进而刮到韩国与日本,亚洲经济面临崩溃,苏黎士及时收手,宣布取消入股百富勤,把百富勤推向绝路。1998年1月,百富勤被强制清盘。

　　从许国鸿与百富勤的故事中,人们一定能看出信任在资本市场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如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的：人就其本质而言,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企业何尝不是各种信任关系的总和呢？假如许国鸿的亲朋好友在股市跌入谷底之际能够一如既往信任这位南京股神对股票价值的判断能力,咬紧牙关追加资金,从2006年初的1180点到2007年9月底的5500点,股市上涨了366%。不仅许国鸿的女儿许桢不会被深爱自己的父亲掐死,他们自己也能发大财；假如西方的任何一家投行能够信任当年时运不济的”红筹之父”–百富勤投资,他们就不必在这一轮沪港股市大牛市前临渊羡鱼,远远地、慢慢地编织鱼网,等待着中国监管当局施舍一个与国内二流券商寻求合资的机会。

　　人生不能假设,历史无法倒退！不过,可以大胆地断定,许国鸿的亲友们绝不会是最后一批大义灭亲的股民们,更多的瑞银们也会错过”红筹之父”这样的千里马。

　　2?企业是信任关系的总和

　　信任是社会得以存续的纽带,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资本市场又是金融市场的枢纽,而资本市场所交易的,就是信任与信用。

　　企业就其本质而言,是各种信任关系之和。政府出于对企业的信任,才发放准入资质；司法系统负责对那些伤及他人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戒。银行出于对企业的信任,发放贷款；股东相信管理层能够创造利润,才注入资金；客户相信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产生效用,满足需求,才购买；供应商信任企业的付款能力,愿意提供原料；雇员相信企业能够按时发放工资,才愿意提供劳动。

　　企业作为一个为自然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它所搭建的信任关系范围越大,盈利也就越多。实际上,企业的目的最终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信任关系–经过漫长的、庞杂的信任关系链条之后,最终输出的利润,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代表一定购买力的货币–这是国家所发行的信用。西方的评级机构将一国的国家信用作为该国企业的上限,就是这种逻辑的延展。

　　如果不放到整个社会的宏大背景之中,很难对现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场域。按照金岳霖教授的观点,现代化的社会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工业化、城市化及普遍参与意识。传统手工作坊之中,产品留下了生产者很深的私人烙印,可以很直接地追溯到他的源头；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时代中,各道工序被冰冷的机器所运作,彼此之间的纽带被彻底割断,最终汇集到生产线的浩荡洪流之中,消失在未知的命运中。陌生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城市之中,彼此按照某种临时的契约互相关照。有正常理性的人不得不抱有一种普遍的参与意识,以便能主张自身的利益。如此,任何的不确定性都会通过心理因素被无限放大。